《数字倦怠》：瞄了一眼手机，能想到的回复只有“哈哈哈”？ —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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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量只是技术发展的偶然产物，用媒体学者全喜卿的话来说，仅是“一个被赋权的用户和一个沙发土豆之间的区别”。因为用户最初只是一个非个人的账号设备，这一概念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分时技术，该技术将昂贵的计算机时间划分为较短的时间片，利用多道程序、多任务处理使多个用户可以同时使用一台计算机。就像一个国际象棋大师在车轮战中辗转对弈一般，计算机在与其相连的多个终端之间往复作业，给每个终端分配一点时间。由于这项革新技术，每个用户账号都得到了控制时间，可以下达指令，并立即得到反馈——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交互”。 正如个人计算机行业一直试图灌输给我们的那样，交互是能动性乃至人格的来源。只需看看奥威尔式的苹果电脑广告《1984》，我们就很容易看出这层意思。当年，那支广告片是在“超级碗”期间播出的，一排排僵尸般的观众呆若木鸡地看着屏幕上的“老大哥”大放厥词，然后，一个女人从他们身边跑过，抡起大锤砸毁电视，开启了自由思想（或至少是交互式计算机）的新时代。电视观众很可能是精神倦怠的，人格被削弱，无法为自己做出选择，但理想的计算机用户是自由的——正如那支广告所指明的。 计算机和用户的关系变成了主仆 在苹果公司推出个人计算机前，另一项发明已开始改变用户的想法了。客户机——服务器计算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流行起来，允许用户通过网络，使用网络中其他端点的计算机上的资源，比如远程打印或存储。计算机已成为“服务器”，并且用媒体学者马库斯·克拉耶夫斯基的话来说，计算机和用户的关系变成了主仆关系。这些数字仆人全心全意地等待并伺候新主人，人们还为它们起了“管家”“吉夫斯”“奥利弗”之类有点滑稽的昵称。互联网商业化之后，21世纪10年代的云计算技术允许服务器提供云端流媒体传输，进一步定义了服务器是什么（以及在哪里）。如果与一台服务器交互好比从特定的井或水箱里取水，那么现在的用户调用云端服务就好比打开水龙头取水——用户无须知道水从哪儿来，也不用担心水会用完。一种被称为“万物皆服务”的新经济模式应运而生，在这种模式下，服务方被集中起来，按需提供服务。任何事物都有可能成为服务，无论是按月销售的软件订阅、流媒体音乐，还是按飞行小时出租的喷气式飞机，我们甚至很快就能看到分批次租赁的人工智能业务。 其结果就是，数字平台将用户定位为主人，用户周围环绕着随时待命的服务方，例如隐居云端的语音助手，可以不停歇地听取指令。可以肯定的是，所谓的用户掌控权并不属实：连续不断的决策结点要求用户响应，但可用的措辞无非是A或B——说出“确定”或“取消”，其目的主要是搜集营销数据。这套交互系统也不算特别稳定：决策的压力持续不断，尤其在大量选项涌现的时候，就会引发倦怠感。然而，正是这种用户——服务、主——仆的二元性确保了联网计算机的运作。不止如此，本书还要主张，这甚至该被视为界定当今人格概念的起点。如果机器人是一个拥有有限自主权的代理，等待指令而行动，并且主要是承载指令的一方；那么，言下之意，人类就是做出选择、指示行动的另一方。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能以同样的方式获得这些选择及其背后影射的人格。19世纪用来把人分成三六九等的隐喻式伪科学表达至今依然大行其道，而哈佛大学招生办公室使用“性格”这一人为指标，就是一个现成的例子。名为“性格”的指标是为了将亚裔美国人与白人申请者区分开来而创建的，它迎合了人们对亚裔美国人的陈旧刻板印象——技术熟练但面无表情的自动装置。这无异于表明：某些人群的人格特质不如其他人群那么明显。这个问题好像挺抽象的，不过，还记得我之前提到的“万物皆服务”模式吗？ 服务器的概念可能始于计算机，但当今存在的许多所谓的自动化服务器与服务实际上都是人类在操作。平台不断扩招这样的工人——他们肯将业余时间和劳动力出租给微小甚至毫不起眼的工作。比如Lead Genius这样的数据搜集公司、Rev这样的文本转录公司、Crowd Flower这样的清理社交媒体平台的大量“数字清洁工”服务公司，以及亚马逊土耳其机器人这样的用简单人工智能达成的众包市场平台——全球各地的自由职业者大军都能登录相关平台，等待接单指示，但至于为谁打工，他们几乎没有选择权。“机器人”工作在菲律宾、印度和墨西哥等国家大量涌现，西方人早就认定：这些国家的人吃苦耐劳、技术娴熟，是“天生”适合体力劳动、适合接受并执行命令的劳工类型。 原文作者/[美]胡彤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