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书》专题｜陈志远：侨客·清谈家·僧团：汉晋间僧行仪范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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妄求作佛，是“志大宇宙，勇迈终古”；谢万则说“二何佞于佛”（《简傲》22，51）。在当时的社会，应该仍是比较特异的行为。 在东晋门阀政治中盛极一时的家族，琅琊王氏舍宅造寺，始见于王导的孙辈王珣、王珉。《吴地记》云：“虎丘山本晋司徒王珣与司空王珉之别墅。咸和二年，舍山宅为东西二寺。”此处年代显然有误，纪志昌据《释氏稽古略》改为废帝太和三年（368）。这都是年代较晚的史料。可以确证的是，王导的幼子王荟曾为竺道壹在会稽郡西起嘉祥寺（《高僧传·竺道壹传》），时间当晚于竺法汰圆寂之年，即孝武帝太元十二年（387）。陈郡谢氏的谢鲲，名列“八达”，当与支孝龙相友。渡江后第二代其子镇西将军谢尚，永和四年（348）施舍秦淮河畔的宅第造庄严寺，又称谢镇西寺、谢寺（《建康实录·孝宗穆皇帝》）。另外一支谢裒之子谢安，时与清谈。弟谢石，在建康城内斗场村立道场寺，时在义熙十三年（417）之前。 太原王氏渡江后第一代王濛，在清谈场中甚为活跃，但未见佛教信仰。其孙王恭“尤信佛道，调役百姓，修营佛寺，务在壮丽”（《晋书·王恭传》）。另一支系第二代王坦之，他的转变极为引人注目。兴宁中（363-365），他受僧人慧受的感召，施舍家宅园林，造安乐寺，还带动了左邻右舍一起舍宅，其中有豫章太守范宁，这是王坦之的姻亲（《高僧传·慧受传》，以上参见纪志昌2007：186-254）。 舍宅建寺与竺法深、康僧渊于山林间造立精舍不同，这是在城市中以自家园宅施入寺院，寺院从此嵌合到世俗住宅的结构之中，这是一种更为虔诚的信仰实践。从时间上看，它们大体发生在350年以后，南渡之后的第二、三代之间。从皈依的动机看，琅琊王氏在吴郡、会稽建立寺院，出于对僧人学问风仪的欣赏，谢尚、王坦之的案例中，宅主与僧人素不相识，他们被劝化是屈服于神异的力量。 灵验战胜了言谈，这是东晋后期潜滋暗长的一种文化心态上的变化。王坦之常与僧人竺法仰共论幽明报应，约定先死者从冥界还阳，确认罪福之不虚（《高僧传·支遁传》《晋书·王坦之传》）。王坦之与支道林不相得，二人代表了前后两个时代对僧人形象的不同理解。王坦之的学问继踵郑玄，亦步亦趋，为支道林所鄙（《轻诋》21及刘注）。支道林讲经不依章句，蓄马好鹤，游走于权门，一派名士风度，想必亦不为王坦之所喜。志怪小说里有这样的故事，支遁与其师辩论物类，认为吃鸡卵不应视作杀生。师寻卒，见形示以鸡卵化生鸡雏，支乃悔其言（《冥祥记》39）。又有故事说，阮瞻持《无鬼论》，引来鬼魂现形，其论不攻自破，旋即殒命（《太平广记》卷一九一《幽明录》）。这样的故事或许表明，在东晋中期高门士族的清谈文化周缘，蓄积着巨大的反对的能量。他们或许是勤恪务实的能吏，或许是德行纯笃的儒臣，不满的情绪只能通过灵验记之类的文体形式曲折表达，用冥界还阳的现身说法，压服现实世界中以口给擅名的谈辩之士。 对名士浮华放荡的反感，终于在高门士族的内部引发了共鸣。王坦之就是代表人物之一。他“尤非时俗放荡，不敦儒教”，撰《废庄论》，称赞孔子体远用近，颜回德备膺教，批评庄周仰弥高于不足，大体还是王弼论孔老优劣的思路（《晋书·王坦之传》）。王坦之的姻亲范宁反对玄学清谈的态度更为激进：“时以浮虚相扇，儒雅日替，宁以为其源始于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于桀纣。”（《晋书·范宁传》）然而，二者又都是虔诚的佛教徒。范宁任豫章太守期间，曾于八日请佛，大概是在四月八日佛诞日举办行像仪式（《言语》93），又曾邀请慧远的弟弟慧持讲《法华》《毗昙》（《高僧传·慧持传》）。崇儒、反玄、奉佛，成为东晋后期思想史上的奇景。 对这一现象的解释只能是，在士人的认知里，僧人的形象与魏晋以来终日清谈的名士日渐分离。王坦之有这样的说法： 王北中郎不为林公所知，乃箸论《沙门不得为高士论》。大略云：“高士必在于纵心调畅，沙门虽云俗外，反更束于教，非情性自得之谓也。”（《轻诋》25） 支道林卒于太和元年（366），此论当是王坦之早年的著作。其中最为振聋发聩的观点是指出僧人的举止受到戒律的约束，与传统理解的方外之士遵从不同的行为逻辑。至于高士之纵心调畅，情性自得，是否在价值上高于“束于教”的僧人，从《废庄论》对庄周、孔颜的评鸷来看，似乎更加肯定后者。也就是说，他们在儒家的礼教和僧团的戒律之间发现了契合点。 【图三】南宋佚名《虎溪三笑图》局部 慧远和他的徒众正是在这样的期待视野中踏入东晋国境的。慧远本籍雁门楼烦，“随舅令狐氏游学许洛。故少为诸生，博综六经，尤善《庄》《老》”，他的知识结构和乃师道安没有什么不同。早在后赵时期，便有南渡之意，“就范宣子共契嘉遁”。范宣，《晋书》有传，其人在豫章郡隐居，善“三礼”，博通六经，对两晋之际放达之风，也是深恶痛疾。太元年间，范宁为豫章太守，“在郡立乡校，教授恒数百人。由是江州人士并好经学，化二范之风也”（《晋书·儒林范宣传》）。 在跟随道安南下途中，去哪里安身立命，慧远没有得到明确的指示。安云“如公者，岂复相忧”，这是教他相机而动，随缘布化。我曾经分析过慧远在庐山建立教团的过程，选择在此落脚，固然有桓氏家族的支持，有远离建康、江陵玄谈浮竞的考虑（陈志远2020：61-63, 270-274），当时未及指出的是，江州一地浓厚的儒学氛围也是重要的因素。庐山所在的浔阳郡毗邻豫章，经过二范的先后经营，在此大设庠序，课读五经，风教大行。“浔阳三隐”中的周续之，即从学于范宁，后来也是慧远的弟子，刘遗民曾与慧远研讨《肇论》。慧远教团的学术当然不是向儒学的简单复归，在道安的门人弟子中，他因为讲引《庄子》为连类，被允许不废俗书。与殷仲堪论《易》以感为体，谷继明指出，慧远之所谓感，融摄了因果报应之感，神识应物之感，以及成圣成佛之后，对众生之寂-照感应多层含义（谷继明2020），在更高的层次上整合了玄学清谈对圣人的研求以及信仰型佛教对报应的笃信。 慧远在庐山的活动也吸引着建康的士人。慧远有一个姑姑，曾经嫁给浔阳的守令，丈夫去世后出家，太元末年下都住何皇后寺（《比丘尼传·道仪传》）。这大概是慧远试图与建康建立联系的先导和铺垫。范宁在豫章礼接慧持，都城中的王珣来信询问兄弟二人优劣。太元十六年（391），僧伽提婆在庐山译出《阿毗昙心论》。隆安元年（397），他被迎请至王珣的府邸中讲说此论。讲经采取了覆讲的形式，讲诵已毕，由僧人引领听众“更就余屋自讲”，这种方法此前似乎只在道安早年经历中见过。僧伽提婆还改译了《中阿含经》，直到来年春天始毕（《文学》64、《出三藏记集·僧伽提婆传》）。《名僧传抄》《高僧传》说译经的地点是“王卫军寺”“东亭寺”，可见在这一年左右的光景中，王珣有舍宅为寺之举。凡此种种，都可以感知讲经活动的严肃气氛，对照东晋中期机智活泼的谈辩活动，历史的移步换形，不是昭然可见吗？ 在中古佛教的发展史上，译场无疑是最为活跃的要素。汉译佛典源源不断地产出，使得僧人对佛教义理和实践的知识日渐丰富，其中也蕴含了知识和人员自组织的构建原则。经院主义的学术，和寺院主义的生活，二者互为表里。这是在秦汉以来的传统社会中开辟的一块飞地，在佛教初传的约四百年间，僧与俗都处于变动不居的流动状态，它们在彼此的试探、激辩、默契中调整边界，最终赋形，成了后世习惯的模样。这既是汉魏两晋佛教特有的活力所在，也是理解上的困难所在。 在本文的叙述中，我们始终将目光锁定在僧与俗的交界面上，大致呈现了三种接触模式：汉晋之际割据政权中初级的儒释交融，西晋至东晋中前期遵循士族风尚的玄学清谈佛教，华北开创的新佛教与东晋后期儒家经学的结合。以政治的视角观察，是小型政治体重新探索多元人群和异域文化的整合原则，士族政治文化的崛起，以及皇权政治复兴背景下，士族学问家族化的新变。以僧人行为仪范的视角观察，则如本文标题所示，是以侨客身份寻求机遇，以清谈家姿态跻身士流，以僧团的组织化形式精进修行。 元兴元年（402），慧远在庐阜之阴般若台精舍邀集了一百二十三名居士，位列其中者有周续之、刘遗民，还有南阳宗炳、豫章雷次宗等人。他们在无量寿佛像前共同许愿，往生西方，缔构了僧俗一体的精神社团。如果连带上结社周边弱隐若现的两个身影——陶渊明、谢灵运，庐山的精神气脉，几乎塑造了此后的南朝文化。慧远或许真的实现了道安的预言，“使道流东国，其在远乎！” 陈志远（2020）《六朝佛教史研究论集》，博扬文化出版社。 方广锠（2004）《道安评传》，昆仑出版社。 谷继明（2020）《释“〈易〉以感为体”——兼论六朝易学诠释中的玄佛融合》，《哲学动态》2020年第4期，第31-39页。 胡宝国（2021）《晚渡北人与东晋中期的历史变化》，收入《将无同》，中华书局，第138-162页。 吉川忠夫（2019）《郑玄的学塾》，蒋晓亮译《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40辑，上海古籍出版社，第268-293页。 纪志昌（2007）《两晋佛教居士研究》，台大出版中心。 唐翼明（2002）《魏晋清谈》，人民文学出版社。 吴中明（2010）《西晋“八达”之游所见名僧与名士之交往》，《社会科学研究》2010年第4期，第152-162页。 朱雷（2000）《东晋十六国时期姑臧、长安、襄阳的“互市”》，收入《敦煌吐鲁番文书论丛》，第327-336页。 Erik Zürcher(2013). “Han Buddhism and the Western Region,” inBuddhism in China:Collected Papers of Erik Zürchered. Jonathan Silk, Leiden: Brill, pp.353-376. Sangyop Lee(2021), The Soteriology of the Soul: TheShen BumieDiscourse in Early Medieval Chinese Buddhism, doctoral dissertation. Stefano Zacchetti(2015). “Notions and Visions of the Canon in Early Chinese Buddhism,” inSpreading Buddha's Word in East Asia:The Form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Buddhist Canon, ed. Jiang Wu and Lucille Chi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5,pp. 81-108. Zhiyuan Chen(2025). “The Emergence and Spread of Relic Veneration in Medieval China: A Study with a Special Focus on the Relics Produced by Miracles.”Religions16: 652. 本文引用《世说新语》，据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2006）的条目编号。《冥祥记》，据王国良《冥祥记研究》（文史哲出版社，1999）的条目编号。